[5]参见[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而且，与社会契约论相比，它更容易认为，只有团体生活才有价值，个体必须被统合在民族中才能寻求到生活的意义。研究者应尽量像历史中的当事人一样理解历史，融合个人视域与历史视域，使两者相互作用、不断对话、碰撞和问答。

萨维尼等人无数次提到对历史不能盲目崇拜，而必须关注现实的法律需要。个体也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以各种团体为纽带相互连接。如此，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都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副标题是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之间应有的关系，可见，法的精神不可能源于法律本身（就好比法律不能自己赋予自己合法性），而是与其他系统相互依存与互动。体验不仅用大脑，更重要的是用心。

可见，历史法学并不反对自然法学的基本观念与价值体系，它反对的只是自然法学的大而不当、全部实在法都可以依靠完美的理性演绎的信念。与其承受革命立法、突然立法带来的不可预期的结果，不如容忍暂缓立法带来的不便。张友渔曾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新华日报》社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首任所长等职，是一个政治和法学资历都很深厚的人物。

职业立法官员具有足够的职业训练和良好的法学背景。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政治优先的特点。机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员的行为方式，而人员自身的特质，也同样会塑造这个机构的性格。二、人事与制度 钱穆认为，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从这个角度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并不符合这一定义。经验主义的试行立法模式、立法的工具性结构定位，再加上立法民主性有限，这三者或许可以说明，何以立法的思维、体制、方式等方面，都塑造出了技术化的性格。

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的立法工作基本是权力主导型，直接贯彻中央意志，据彭真回忆，邓小平也曾一度直接过问立法情况。另一方面，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即使在稀释机制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支配性的知识也很可能与之进行对抗，甚至混入稀释机制本身而使其失效。符合这个理性化大趋势的，只是部分严格意义上的技术性方面。法律委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而法工委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内设办事机构。

1979年突击立法的七部法律中，四部是与重建文官系统相关的，即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立法机构和立法过程也受到了官僚化进程的影响，产生了技术化立法的时代特征。相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民意汲取方面，立法知识这种支配性知识的专业化地位，导致立法官僚及其议事规则仍是封闭的。然而，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能简单地以重建或恢复这样的视角来观察。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1979年以来中国立法机构及其人员构成、立法内在逻辑的考察，试图说明：作为中国特色官僚体系中的一环，立法官僚群体开始作为文官系统的一部分兴起。三是便于提议案的单位和部门列席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意见。

在第八届全国人大期间，随着经济领域立法的加强，一些经济学者如厉以宁开始出现在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但这一趋势没有得到维持。2004年第四次修宪，三个代表、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入宪。

同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这七部法律进行了审议，并于7月1日通过。但是，从立法的法学角度来看，这一变迁方式是试验性立法或立法经验主义的表现。这个官僚系统不但在持续壮大，而且在走向封闭。二是专门委员会成员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研究能更深入。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第89条第1款之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按照1982年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7条第3款之规定，法律委员会的职责为：统一审议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

考虑到配套立法的滞后性，这次修宪可以看作是1993、1994年中央和地方立法激增的原因之一。在7名副主任委员中，乔晓阳、李适时等人都是法工委系统资深立法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之间，职业立法官员有相当大的流动性与之相伴，一个技术化的立法时代，或许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民法学家梁慧星曾回忆，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胡康生、王胜明（时任民法室副主任）也应邀出席会议。按照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的定义，典型意义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

在此，官僚化的技术面向乃是民主正当性的替代品。这个官僚系统不但在持续壮大，而且在走向封闭。在统计中我们发现，1984年~1988年这一时期的行政法规大都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1979年以来中国立法机构及其人员构成、立法内在逻辑的考察，试图说明：作为中国特色官僚体系中的一环，立法官僚群体开始作为文官系统的一部分兴起。

作为过渡时期的产物，这一时期的法制委员会扮演了实际立法者的角色，但是对于其法律地位、工作职责、立法权限和程序，宪法及相关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根据1978年宪法第22条和第25条规定，立法权集中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不能制定法律。一、立法机构的变迁 立法机构内部专门机构的设置，是官僚化趋势的制度载体。

在中国，这种民主的稀释机制在规范的层面也建立起来了，但发挥的实效却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将文革理解为毛泽东有意识地摧毁文官系统以期延续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那么，这段历史正好从另一个角度无可辩驳地佐证了韦伯的这个论断，因为这一尝试支付的成本实在太高。

张友渔曾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新华日报》社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首任所长等职，是一个政治和法学资历都很深厚的人物。相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民意汲取方面，立法知识这种支配性知识的专业化地位，导致立法官僚及其议事规则仍是封闭的。

而政治主导这个侧面，揭示了立法工作的工具性地位。到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法学家群体占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比例有所调整。立法机构和立法过程也受到了官僚化进程的影响，产生了技术化立法的时代特征。1.职业立法官员的兴起 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时期，法律委主任委员或法工委主任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

职业立法官员具有足够的职业训练和良好的法学背景。在第八届全国人大期间，随着经济领域立法的加强，一些经济学者如厉以宁开始出现在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但这一趋势没有得到维持。

遵循的原则似乎是：法学家都安排为法律委委员，副主任委员由职业立法官员和退休官员担任。在1988年制定的49项部门规章中，也是以海关总署为主，另有经贸部、经委等部门规章。

在7名副主任委员中，乔晓阳、李适时等人都是法工委系统资深立法官员。这种封闭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是具有极高的立法效率，另一方面则是话语的封闭，在此，产生了一系列内在于立法者思想内部的价值取向，如法治主义话语、技术主义倾向，以及全球化意识等，这些价值取向在今后的立法中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